虱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,但“扪虱”写到字面上却被人视为一件雅事,那起因自然在于王景略的“扪虱而谈,旁若无人”,此时用到本书做了书名的一部分,便有些让人感到酒鬼自附于李白似的。
但细想此生,也不是完全与虱公无缘。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,我随着串联大军北返时,身上起码拥有江浙皖三省的虱公,如果加上从外省学生身上串联过来的,那么除台湾以外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可能就齐聚一堂了。但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骚扰,或许是济济于藐尔一身的诸虱们此时开始争王争霸,正忙于内斗而无暇顾及活人,但更可能是那时我们“阶级斗争的弦”绷得正紧,时刻准备被“触及”的灵魂极为敏感,于是皮肉躯壳就高度麻木了。可是一进家门,母亲便让立刻把衣服脱下,然后煮了几大盆开水,狠狠地把衣服烫了几遍,此时只见浮虱千百,顺流而下,二十九省市自治区的虱族就这样“聚而歼旃”了。——记得当时就有些怅惘,而现在想起,则更多了一层遗憾:虽然与虱公有了肌肤之亲,竟连那一扪之缘也错过了!
所以“扪虱”一词在这里只是借了二十个世纪一位自称“扪虱谈虎客”先生的冠冕,做装点门面语,其实完全是吹嘘的。
真实的则是“谈鬼”。但鬼又“谈何容易”!苏东坡谪于黄州,最喜与人谈鬼,那是厌闻人事,更是怕说人事。文与可曾与东坡诗曰:“北客若来休问事,西湖虽好莫吟诗。”郭功父赠诗更好:“莫向江边弄明月,夜深无数采珠人。”诗不能吟,月不能赏,形势如此,不说鬼还干什么!但那时竟无说鬼之禁,没有搞出一个“乌台鬼案”,也是舒亶之流失于疏忽吧。这“疏忽”拖了近千年,终于到了二十世纪补上了课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禁鬼戏,是简单的破除迷信,并没有更深刻的用心,往好处想,是颇有“爱民如子”的美意的。我记得小时候看奚啸伯的《九更天》,吓得我一夜没有睡好,只要一闭眼,就见无头鬼跑来告状。所以禁了这些戏,也是考虑到老百姓智如孩提,不要吓出个好歹甚至中了邪吧。但后来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,一九五七年“反右”之后,舞台上出现了《聊斋》里的《画皮》,多少剧种一齐上阵,各剧场中几乎全是这出戏(剩下的就是不那么叫座儿的《百丑图》了)...